-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和制造业服务化对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影响。
1．制造业服务化相关研究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于制造业服务化问题进行了研究。
Vandermerwe＆Rada(1988)最早提出服务化的概念，随后很多学者对服务化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拓展。White等学者认为服务化(servicizing)是制造商由物品提供者向服务提供者转变的一个动态过程。Reiskin等则将服务化定义为“企业从以生产产品为中心向以提供服务为中心的转变”。随后，Szalavetz提出，制造业服务化(tertiarization)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内部服务的效率对制造业企业竞争力来说日趋重要，已超过了传统的决定因素;二是与物品相关的外部服务对顾客来说复杂性和重要性日益提高。刘继国李江帆(2007)则进一步指出，制造业服务化有两个层次，一是投入服务化，即服务要素在制造业的全部投入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二是业务服务化，也可称为产出服务化，即服务产品在制造业的全部产出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黄群慧(2014)认为制造业服务化可以划分为内部服务化与外部服务化，内部服务化有利于实现范围经济，外部服务化有利于获取规模经济。还有部分学者对制造业服务化的运行模式、发展路径进行了分析，对服务化程度进行测度。蔺雷和吴贵生(2008)指出制造业服务化包括质量增强、功能外包和价值衍生等由低端到高端的三种不同功能模式。简兆权，伍卓深(2011)认为制造业之所以产生服务化的发展趋势，根本原因是源自制造业企业生存环境的变化，是制造业企业与生存环境不断动态融合发展的结果。许立帆(2014)通过对中国投入产出数据和制造业上市公司年报进行分析，指出服务化已经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趋势，但是较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服务化程度还很低。闵连星等(2015)发现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整体服务化导入率很高，但不同企业服务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同时许多学者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简兆权等(2011)提出推动制造企业服务化的动力在于外部环境中竞争环境与消费环境的改变。安筱鹏(2012)指出制造业服务化的外部条件在于产业分工的深化，内部动力在于客户需求效用化、产品功能复杂化、生产工艺同质化和流通模式柔性化。从其他学者关于制造业服务化的定义来看，可以发现他们并没有否认制造业服务化包括投入服务化和业务产出服务化的两个层次，例如，White等学者认为服务化是制造商由物品提供者向服务提供者转变的一个动态过程。按照White等学者的定义，在一个动态过程中任何有助于制造业企业从产品提供者向服务提供者转变的行为都不应该排除在制造业服务化之外。而Szalavetz的定义更是很好地支持了制造业服务化的广义定义，他认为仅仅局限于业务产出服务化并不能全面地反映制造业的服务化趋势。从字面上理解，制造业的投入服务化和业务产出服务化都属于制造业的服务化，都是制造业服务化的应有之义。王小波，李婧雯（2016）研究指出影响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的因素存在差异:市场竞争强度越大、服务经济水平越高，投入服务化程度越高;资源依赖性越强、国有及国有控股比重越大，投入服务化程度越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上市时间越长、服务业务盈利能力越强，产出服务化程度越高。从地理位置和行业属性来看，东部地区的服务化趋势更明显，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程度更高。
2．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相关研究
2.1国际竞争力评测体系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包括制造业在内的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问题的研究成果虽较多,但或侧重于定性分析,或侧重于基于传统贸易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尤其是对中国产业竞争力进行定量研究的文献中,基本上都是根据传统贸易统计方法进行核算,而这种核算方法会重复计算中间品产品和服务导致的贸易水平高估问题,其结果很难准确反映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产业竞争力的真实状况。以Johnson和Noguera(2012)为首提出的附加值贸易统计方法,因其能刻画一国产业真实的出口附加值,从而可真实反映一国产业出口的国际竞争力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另外，Koopmental（2010）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测度原理和方法,Antragrave;s等(2012)依据投入产出的方法提出了上游度指标(Up-streamness)测量不同的行业在全球生产分工中所处的上游或下游的相对阶段,Timmer等(2013)利用MRIO模型和WIOD数据库分析了全球生产分工与劳动及其收入的关系,Koopman等(2014)在对出口中附加值进行分解的基础上以附加值出口为基准计算了RCA,此外还有Samen(2010)的出口多样性测定、Farole等(2010)基于单位价值的出口质量测定、Neffke等(2011)的技术凝聚性测定、Morales等(2011)出口目的地的网络分析、Mishra等(2011)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等等。国内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试图构建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综合指标体系(裴长洪,2009等),二是用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来评价(樊纲等,2006;姚洋和张晔,2008;陈立敏,2012)；戴翔（2017）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ＷＩＯＤ）最新发布的投入产出表，分别在整体层面和细分产业层面，测算了全球４４个国家（地区）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制造业部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以作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指数替代变量，据此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再评估。杨勇（2019）建立同时针对“活动 要素 产业”的GVC要素收入核算体系来评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高红蕾侯鹏等（2020）构建了制造业软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品牌创新、人力资源、企业文化、制度环境。
2.2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
傅京燕和李丽莎(2010)在理论分析环境规制与要素禀赋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均对比较优势产业有负向影响。程承坪、张旭（2012）运用1980－2008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工资增长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实证研究，发现工资增长会正向影响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即当前适当提高劳动者工资有利于而不是降低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这种影响在短期内很显著，长期则保持在均衡的水平。周志娟等(2014)理论和实证分析认为，创新的开放性对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谢子远和张海波（2014）的实证结果显示，产业集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提升国际竞争力，但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有负面影响。于明远和范爱军(2016)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作用机理，发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地位的提升将有利于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张峰和薛惠锋(2016)认为，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驱动力不足，而人民币汇率变动带来的效应相对比较显著。余东华和孙婷(2017)采用双层嵌套Dixit-Stiglitz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技能溢价对其则为抑制作用；同时在2018年研究要素价格扭曲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采用CES生产函数并以“扭曲税”的形式将要素价格扭曲与技术进步偏向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分析了要素价格扭曲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要素价格扭曲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技术进步偏向产生的间接影响。余子鹏、袁玲丽（2019）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和技术进步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本成本、管理费用适度提升有利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金融过度虚拟化和国有资本份额下降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作用。
3．制造业服务化对国际竞争力的研究
以上是毕业论文文献综述，课题毕业论文、任务书、外文翻译、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