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一）课题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协同集聚的研究逐渐丰富，每项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支持了单个产业的相关集聚理论，但目前对其影响机制和效应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尤其是对于行业和空间异质性方面始终关注不够，更多研究亦未能突破封闭的城市内部空间。2016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而且长三角一体化又新近上升为国家战略，当前，长三角城市群正处在协同发展的红利期，产业协同集聚问题对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影响作用十分巨大。因此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
从 19 世纪开始，不同的学科以及流派对产业集聚问题从多个方面展开了研究，形成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理论，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亚当斯密的分工理工，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韦伯的工业区理论以及近年来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等。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聚关注的较多、时间较长、关注面也较广，对产业集聚理论的研究，大多围绕着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机制而展开，历代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学家对产业集聚的成因做出了很多理论解释，其中交易费用理论被新制度经济学用来解释产业集聚现象的形成原因，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科斯、威廉姆森、杨小凯等。
马歇尔对产业集聚理论做出了开创性研究，认为产业集聚的决定因素是为了获得基于产业集聚产生的外部性效应[1]。外部性效应包括市场规模效应、中间投入品效应以及知识外溢效应。胡佛对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区域经济增长具有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的特征，这种特点主要表现在复杂的产业结构以及产业在空间上的布局和组织形式上，即区域内产业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协同[2]。而后，克鲁格曼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研究集聚产生的机理,并将空间因素纳入研究范围，从经济增长的动态收敛变化角度进行分析[3]。Crozet利用欧盟1980 -2000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空间集聚推动了经济增长,并且经济空间内部分布越不均匀,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4]。潘文卿和刘庆(2012) 的研究发现，中国经济落后地区的产业集聚的趋势越发明显，承接产业转移的力度不断增强，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5]。谢子远和吴丽娟(2017)的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可以通过知识溢出、规模效应、竞争效应等多种机制对工业企业的效率产生影响,但是集聚过度也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工业企业的创新水平与产业集聚呈现倒 U 形关系[6]。
协同集聚的概念由 EllisonGlaeser最早提出，目的是解释不同的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行为，认为集聚不仅仅体现在单一的行业上，而且还伴随着相关行业在地理和空间上的协同和重叠，即协同集聚[7]。其通过构建产业协同集聚指数为后续学者研究产业协同集聚提供了测算基准。国内学者用此协同集聚指数进行研究，均证实了协同集聚的存在性。其中，陈建军和陈菁菁（2011）利用 CPVL 模型对浙江省 69 个城市和地区的协同集聚研究发现，协同集聚不仅存在，而且二者的相互作用会因为城市规模这一门槛发生变化[8]。王硕（2013）以长三角 27 个地区为例同样验证了产业协同集聚的存在性[9]。江曼琦和席敏强（2014）以上海市为例，基于投入产出表的计算，发现上海市存在着产业集聚和产业联系两种关联，印证了产业协同集聚的存在性[10]。
近年来对产业集聚的研究已经到了关联产业之间，而生产性服务业原本属于制造业生产的内部产业部门，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分离发展，并最后形成与制造业协同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本身行业的内生关联就注定了它们之间的协同集聚更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其中，Villar Rivas (2001)基于中心—外围模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区域中心地带，而制造业在边缘地带集聚[11]。AnderssonM(2006)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供给和需求的视角，用联立方程的方法，研究二者之间的协同集聚关系，为产业协同集聚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思路[12]。陈晓峰和陈昭锋(2014)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并检验二者协同集聚的过程和效应，发现东部沿海地区协同集聚的差异较大，并且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二者均存在各自的路径依赖特征[13]。江曼琦和席强敏（2014）从产业联系的角度对二者的协同集聚关系进行研究，认为二者协同集聚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投入产出关系[10]。
目前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关注重心转移到了对其效应的研究上。顾乃华等(2011)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通过知识溢出、共享劳动力和投入品等方式显著提高本地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14]。高觉民和李晓慧(2011)得出制造业的增长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反之，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也能促进制造业的成长[15]。齐飞（2013）对长三角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的研究发现，二者在同一时期存在相互的抑制效应，只有在滞后期内，二者相互之间才能产生促进作用[16]。韩峰等(2014)得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但范围有限，在有效范围内，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边际作用呈倒“U”型，多样化集聚的作用不断增强[17]。陈蓉，陈再福（2017）通过对福建省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测算，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促进二者的互动发展，有利于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极的形成[18]。
综合上述文献可以看出，目前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方面的研究多角度多种方法并存，但多数从省级或者全国层面出发，过大范围的研究对行业的异质性和空间的异质性缺乏考虑，对协同集聚效应的动态双向非线性的变化过程的关注还不够。因此，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研究更小范围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从产业层面和空间层面来刻画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两种行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把握，并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经济效应进行回归分析，分别从经济指标和效益指标两个维度进行回归，同时考虑城市规模的门槛效应并对其进行分析，从不同层面、不同维度得出一些结论并提出一些建议。
（二）课题研究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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