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繁花》一经问世，其独特的上海叙事方式，深刻的市井人生况味的描绘便引发了学界、文坛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上海文坛的狂欢。在《繁花》的研究过程中，有的学者聚焦于《繁花》的形式与结构，如王定浩认为金宇澄的说书式叙事是一种另类的复调，王春林将这部作品的主要价值概括为民间叙事方式与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艺术交融。还有学者着重于文本内容、人物形象及其主旨的分析，汪如媛认为在些半是真实半是虚拟的人物形象身上，金宇澄寄托了一生推崇和憧憬的叔本华式的美学悲剧，也表达了他对上海这个既充满希望又充满绝望，既温柔缱绻又纸醉金迷的矛盾体的怀念和批判。这些矛盾体中都蕴含着人的自身性格，人与人的相处，人与时代的融合中的生存困境，并通过作者不同以往的上海叙事缓缓道来。
(一) 沪生、阿宝、小毛的人物形象分析中生存困境研究
小说的主线是60年代与90年代，沪生、阿宝、小毛三人因时代的变化与自身阶层所形成的性格局限，而处于不同的家庭、爱情、理想的困境之中。小毛代表工人阶级，是城市的底层人民，为生计奔波，没有接受教育，没有人生理想，摆脱不了底层市民封建保守的思维束缚，这与他之后受到师傅“教诲”而去偷看银凤洗澡，与银凤发生不伦的关系，接受母亲的包办婚姻，最终导致命运由困境到绝境是不无关系的。阿宝出身资本家庭，在文革过程中，经历了生活的巨大落差，从别墅搬到条件简陋的弄堂，蓓蒂的离开，与雪芝因为家庭出身而中断的感情，阿宝不再追寻生活的意义，成为流连于饭局的圆滑商人，逢场作戏，不再付出真心，阿宝的困境是“空虚”、“无意义”，也就是贯穿整本书的“不响”。沪生则是因为父母的政治立场问题而从军队子弟落入底层，陈晓明在《当代史的“不响”与转换》中认为沪生从小追寻文化，小说写他与姝华的交往，体现了那个时期上海青少年的精神文化生活，沪生的性格与那个时期落落寡合。在压抑个性，精神匮乏的时代，沪生的所有的精神追求都是徒劳，不满堆积成他日后的阴郁性格，在婚姻、事业中仍旧是“不响”的困境。
(二) 市井人情、饮食男女的整体描绘中的生存困境研究
《繁花》更客观地注重着人生，尤其是于历史于社会无关紧要的市民人生，著成一部饮食男女史。《繁花》通过几场“饭局”，表面上是勾勒在现代文明、都市文化熏陶下，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勾连，情感关系的淡漠和不同人生际遇对婚恋观的影响，实际上还在探讨小人物在时代裹挟中逐渐迷失自我，无法摆脱环境、阶层、性格带给命运的悲剧走向，无法走出欲望的困境。梅瑞周旋于男人之间，与母亲的男友小开产生情愫，最终嫁给有房的工薪男人，在追逐物质与情欲的过程中彻底沦落。汪小姐婚外与徐总一场风流后，将自己困于进退两难的地步。风流的淘淘意识到自己依赖小琴时，小琴却坠楼身亡，而她的温柔也是一场骗局。市侩而干练的李李凄楚的身世留下深重的创伤hellip;hellip;所有的人物既陷入了都市文明中物质追求的困境，也陷入了人性自身的欲望的困境。因此，《繁花》被称为一部上海市民心灵史，也是上海的成长史，且是一部痛史。
(三) 《繁花》中生存困境的时代性与普遍性
《繁花》交错表现着60年代与90年代城市文明与社会变革对市民阶层的深重影响，60年代是文革带来的生命遭际的颠覆，陈晓明在《当代史的“不响”与转换》中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生活处于高度压抑中，具有历史的实在性，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来说，都是身体和精神所需要承受的重负，是生存需要渡过的困难。90年代在消费主义、市场经济冲击下，60年代的压抑被冲破，但却陷入生活的虚无与欲望的游戏。史濛在《以人物形象为例分析繁花的创作主旨》中总结《繁花》反映的社会困境，认为造成困境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人和人之间仿佛永远隔着一层，谁和谁都无法真正地了解，就连和阿宝从小一起长大的沪生都无法知晓阿宝心里的想法。这样人与人之间隔阂的困境是超越60年代与90年代迥异的社会环境而共有的，在书中有两段情节可以体现，一段是60年代沪生、阿宝为小毛过生日，本想约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是阿宝却扫兴地说即使是最好的朋友，最后也是各过各的，最终不欢而散。另一段则是90年代小毛因为银凤地事情与阿宝、沪生彻底绝交。我们无法把这些生存困境仅仅归结于时代的悲剧、性格的必然，在瞬息万变，集合不同时代遗留因素的复杂中国当下，城市化进程仍在继续，都市形态也不断丰富多元化，新旧生存困境碰撞并存，其中必然包含着不为时代变迁所消褪的人生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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